感谢五星体育最近常常在节目尾声播这首歌，没有让我与她错过。
Right into my world – Kathrin Scheer
If you could read my mind only for a day
Baby you would know how sorry I have been
If you could take a step into theses arms of mine
We could share the moment when two lovers intertwined
For as long as I know that wherever I go
You are there to follow
Right [...]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Homer
这是28岁的胡适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说时所引的荷马史诗。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此前两年已张起了”文学改良”的大旗，誓要告别陈腐的文言”旧文学”。其后几年时间里，”半死”的文言文终在”新文学”摧枯拉朽的攻势下让出了文学正宗的宝座。他与陈独秀一同掀起的这场”文学革命”第一次让人们见识到他这一辈人的与众不同（Difference）。
然而，白话文兴起并取代文言文并非这场运动的最终目标。陈独秀说：”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1]文学形式革命的背后还隐含着内容革命的诉求，”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2]
从一开始，陈、胡二人以及其他《新青年》阵营的同仁就对新文学抱有很高的期待。一来，新文学是宣扬新思想的重要工具。五四一辈对”以个人价值为本位”是有共识的，无论是胡适还是鲁迅，他们都以”个性解放”为启蒙旗帜解构一切旧观念、旧制度。[3]易卜生戏剧这类承载”个性解放”思想的文学作品因而颇受知识分子的推崇。二来，新文学也意味着对新的审美趣味的追求。喊出”为艺术的艺术”口号的周作人、抒情诗人徐志摩等等，其创作实践与此前偏重载道的文坛风气互相补充，对文学革新做出的贡献亦不可谓不大。这样，新文学在内容层面上的两个传统得以奠定。
可惜，若以当时文坛的总体实践为考察，新文学的创作总是偏就启蒙与救亡一支。文学作品更多地凸显了感时忧国的一面，文学唯美的一面备受压抑。待到救亡主题过后，文学又不幸沦为政治的附庸，对美学价值的追求实是踪迹难寻。从五四到文革，文学一直受限于时空，”现代性从未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胜利过”。[4]而1978年的到来使得大地春回，文学发展迎来了全新的契机。摆脱了政治干预的文学，终能大胆追逐审美现代性。”纯文学”理想应运而生，在”为文学而文学”的旗帜下涌现了大批作品。然而，经历开闸泄洪之后，作家们仍然沉迷于纯文学创作，失去的”批判性”与”战斗性”仿佛再也拿不回了。作家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公共事务的冷漠态度不免引人担忧。
余华近日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承认自己有病，并且尽力去描述病情。”但余华的作品绝非他个人的认罪书，而是替社会填写的病历卡。”有我，还有莫言──我们经常批评……我们批评当代社会”[5]，余华此语既是自我期许又是自我肯定；同时，这又是否是对另外一些作家的嘲笑呢？嘲笑他们毫无洞见，或者其他……
对”纯文学”理念的炒作越是甚嚣尘上，其动机越是值得怀疑。走出”文革”记忆的文学是否正在步入矫枉过正的困境？文学逐步实现自我隔离，完全封闭在超越时空的文学想象中，这种企图是否就是严格的文学意识？张颐武教授认为：”‘新文学’的启蒙和救亡的现代性已经和中国的现实脱节了……社会已经不再给’新文学’提供进入现实的孔道。”按其观点，文学发展必然延续审美现代性一支，纯文学由此获得了正当性。[6]
但是，这种说法是可疑的。”新文学”启蒙与救亡一支的着眼点在于塑造国民之健全人格，换用鲁迅先生的话语便是”改造国民性”，进而影响社会。尽管我们的人民和社会已然告别了昨日的蒙昧，但我不认为”人格健全”或者”社会健全”可以是完成时态，二者永远处在进行之中、变革之下，可以无限接近终点但却无法达到。况且，就多数人对当前社会的观察而言，健全国民的道路依旧很漫长，”国民性”可谓永不落伍的命题。国民与社会之开化一日未成，文学之批判与启蒙功效的立足点便无消解的可能。张教授的论断存有掩盖社会矛盾的企图，不免带有宏大叙事的嫌疑。将文坛追逐”纯文学”的风气视作对新文学的超越，或视为严格的文学自律，亦难有很强的说服力。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对现实发言并不能看作”新文学”的终极理想。这一点上，我赞同张颐武教授的推论，新文学的两个分支最终将流向一支。新文学的批判与启蒙根植于社会需求，随着社会进步，社会危机将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社会所需要的纠偏力越来越小，文学对社会发言的机会也便越来越少，文学必然更关注自身的发展。从这一趋势出发，文学审美性占据文学主题的中心地位符合新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然而，当我们审视当今文学现状，却很难将其归结为新文学两个传统相互竞争的必然产物，社会事实仍在要求文学对现实作出干预，批判现实的文学作品”凭空”消失简直不可想象。这类对太平盛世的想象和纯文学图景，更像是文学内部和外部同时用力的一场合谋。作家在主动让出了话语空间的同时，也在遭遇话语空间边界的重新勘定。如果以新文学理想为出发点，那么现阶段对于”启蒙”必要性的熟视无睹无异于对新文学理想的叛逃。文学最终是要回归文学的，此是大势所趋。但是，文学没有在社会需要的地方出现，这难道不是新文学发展路上的悲哀吗？
在这个角度看，”新文学”的梦想还远未实现……
[1] 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1920年4月1日.
[2] 胡适: 《〈尝试集〉自序》, 《尝试集》, pp.33, 台北: 远流出版社, 1986.
[3] 林贤治: 《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 《书屋》2001年 第7期.
[4] 李欧梵: 《现代性的追求》, pp.234-240, 北京: 三联出版社, 2000.
[5] Ian Johnson: For This Writer, China is an Open Book,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February 19, 2009.
[6] 张颐武: 《”纯文学”讨论与”新文学”的终结》, 《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
王德威今天的讲座是关于胡兰成的。
“胡兰成”，真是个受人唾弃的名字。有人说他是“汉奸”，有更多人说他是“负心汉”。这都不假。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背叛者，必须背负“双重背叛”的恶名。一个人若是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背叛了自己的爱人，是绝不配为人称道的。
但我是同情胡兰成的，就像我常常同情起汪精卫和周作人一样。同情汪精卫，大概是因为他太无奈；同情周作人，是我总觉得他太无辜。可是这胡兰成，分明是他自己选择了一条背叛的道路，我又有什么理由同情他呢？
可恨之人自是有些可怜之处的，胡兰成终也难于免俗。说胡的一生是背叛的一生怕是不为过的。唯独没有遭胡兰成背叛的，恐怕就是他自己的心。执念太深，不可自拔，成了他最大的毛病，却也是最博人同情的地方。或许，他早已见不得我们凡夫俗子的世界；或许，他选择了自我放逐于精神世界里的乌托邦。他要走他的路，于是弃绝了我们。所以，“皇军”枪炮下的屈死鬼全是和他“无关”的……
他的执念——我可以了解，但不能理解。最多只是同情他，替他惋惜。然而，在他的眼里，我有同情他的资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