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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刚从外头回来，人有些晕乎。阳光太过眩目，想是夏天真要来了。爬上床把冬季的床单被套都换下来，其实就算在这个季节，闵行的半夜还是尝尝把我冻醒。想睡，结果又开始坐在电脑前发呆。去年交的网费应该是到期了，可我还依旧用着。看来电信偶尔也发善心。码论文这回事就像个紧箍咒，每天念叨一回，折腾我一下。只怪自己总是边码边删，字数还在原地踏步。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抱着笔记本整论文真是受罪。如果可以，真想背上单反去拍丽娃河里的莲花。我们班一部分人这会儿应该在苏州吧。对着园林狂按快门，也挺好。

二

寝室朝西，午时的春光异常明媚。两点到四点的时候，阳光会铺满地砖。站在阳台上，身后就会有长长的影子。eMule在从服务器搬砖块，我等着它。这集Lost会很精彩吧。等得不耐烦了，便到床上躺着。意识模糊之间，突然想起罗岗说我缺乏文青气质。坦白说，我近年来不看小说、不读诗歌，以前倒是看的。我也有冒充文艺青年的岁月。高中里，曾动笔写下一篇长篇小说的起头，后来不了了之；也曾经写过一首绝句，追求遣字达意，平仄就不太对劲，有些拗口。不过，那些小打小闹更像是为了在理科班里“标新立异”，现在回头看看觉着矫情。在中文系待得越久，自己离文青就越来越远，恐怕将来也不会回头去写小说了。人贵有自知之明，经典读得月多越清楚自己不是那块料。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Homer

这是28岁的胡适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说时所引的荷马史诗。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此前两年已张起了”文学改良”的大旗，誓要告别陈腐的文言”旧文学”。其后几年时间里，”半死”的文言文终在”新文学”摧枯拉朽的攻势下让出了文学正宗的宝座。他与陈独秀一同掀起的这场”文学革命”第一次让人们见识到他这一辈人的与众不同（Difference）。

然而，白话文兴起并取代文言文并非这场运动的最终目标。陈独秀说：”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1]文学形式革命的背后还隐含着内容革命的诉求，”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2]

从一开始，陈、胡二人以及其他《新青年》阵营的同仁就对新文学抱有很高的期待。一来，新文学是宣扬新思想的重要工具。五四一辈对”以个人价值为本位”是有共识的，无论是胡适还是鲁迅，他们都以”个性解放”为启蒙旗帜解构一切旧观念、旧制度。[3]易卜生戏剧这类承载”个性解放”思想的文学作品因而颇受知识分子的推崇。二来，新文学也意味着对新的审美趣味的追求。喊出”为艺术的艺术”口号的周作人、抒情诗人徐志摩等等，其创作实践与此前偏重载道的文坛风气互相补充，对文学革新做出的贡献亦不可谓不大。这样，新文学在内容层面上的两个传统得以奠定。

可惜，若以当时文坛的总体实践为考察，新文学的创作总是偏就启蒙与救亡一支。文学作品更多地凸显了感时忧国的一面，文学唯美的一面备受压抑。待到救亡主题过后，文学又不幸沦为政治的附庸，对美学价值的追求实是踪迹难寻。从五四到文革，文学一直受限于时空，”现代性从未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胜利过”。[4]而1978年的到来使得大地春回，文学发展迎来了全新的契机。摆脱了政治干预的文学，终能大胆追逐审美现代性。”纯文学”理想应运而生，在”为文学而文学”的旗帜下涌现了大批作品。然而，经历开闸泄洪之后，作家们仍然沉迷于纯文学创作，失去的”批判性”与”战斗性”仿佛再也拿不回了。作家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公共事务的冷漠态度不免引人担忧。

余华近日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承认自己有病，并且尽力去描述病情。”但余华的作品绝非他个人的认罪书，而是替社会填写的病历卡。”有我，还有莫言──我们经常批评……我们批评当代社会”[5]，余华此语既是自我期许又是自我肯定；同时，这又是否是对另外一些作家的嘲笑呢？嘲笑他们毫无洞见，或者其他……

对”纯文学”理念的炒作越是甚嚣尘上，其动机越是值得怀疑。走出”文革”记忆的文学是否正在步入矫枉过正的困境？文学逐步实现自我隔离，完全封闭在超越时空的文学想象中，这种企图是否就是严格的文学意识？张颐武教授认为：”‘新文学’的启蒙和救亡的现代性已经和中国的现实脱节了……社会已经不再给’新文学’提供进入现实的孔道。”按其观点，文学发展必然延续审美现代性一支，纯文学由此获得了正当性。[6]

但是，这种说法是可疑的。”新文学”启蒙与救亡一支的着眼点在于塑造国民之健全人格，换用鲁迅先生的话语便是”改造国民性”，进而影响社会。尽管我们的人民和社会已然告别了昨日的蒙昧，但我不认为”人格健全”或者”社会健全”可以是完成时态，二者永远处在进行之中、变革之下，可以无限接近终点但却无法达到。况且，就多数人对当前社会的观察而言，健全国民的道路依旧很漫长，”国民性”可谓永不落伍的命题。国民与社会之开化一日未成，文学之批判与启蒙功效的立足点便无消解的可能。张教授的论断存有掩盖社会矛盾的企图，不免带有宏大叙事的嫌疑。将文坛追逐”纯文学”的风气视作对新文学的超越，或视为严格的文学自律，亦难有很强的说服力。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对现实发言并不能看作”新文学”的终极理想。这一点上，我赞同张颐武教授的推论，新文学的两个分支最终将流向一支。新文学的批判与启蒙根植于社会需求，随着社会进步，社会危机将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社会所需要的纠偏力越来越小，文学对社会发言的机会也便越来越少，文学必然更关注自身的发展。从这一趋势出发，文学审美性占据文学主题的中心地位符合新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然而，当我们审视当今文学现状，却很难将其归结为新文学两个传统相互竞争的必然产物，社会事实仍在要求文学对现实作出干预，批判现实的文学作品”凭空”消失简直不可想象。这类对太平盛世的想象和纯文学图景，更像是文学内部和外部同时用力的一场合谋。作家在主动让出了话语空间的同时，也在遭遇话语空间边界的重新勘定。如果以新文学理想为出发点，那么现阶段对于”启蒙”必要性的熟视无睹无异于对新文学理想的叛逃。文学最终是要回归文学的，此是大势所趋。但是，文学没有在社会需要的地方出现，这难道不是新文学发展路上的悲哀吗？

在这个角度看，”新文学”的梦想还远未实现……

[1] 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1920年4月1日.

[2] 胡适: 《〈尝试集〉自序》, 《尝试集》, pp.33, 台北: 远流出版社, 1986.

[3] 林贤治: 《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 《书屋》2001年 第7期.

[4] 李欧梵: 《现代性的追求》, pp.234-240, 北京: 三联出版社, 2000.

[5] Ian Johnson: For This Writer, China is an Open Book,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February 19, 2009.

[6] 张颐武: 《”纯文学”讨论与”新文学”的终结》, 《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

昨天又去了育芳小学。育芳有个孩子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一直表现得和他的同班孩子不一样。我没有低视或者冒犯谁的意思，可总不免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落下这样的印象：对读书上学不上心、越大越流气……这个孩子却彷佛在隐约之中看清了自己的道路。他自责于把时间花在玩喜羊羊的卡片上，因为这样会耽误学习。所以，他把收集的卡片全数送给了到育芳授课的志愿者。

他对我说他五年级了，下半年要回老家上初中了。我问他，以后想考什么学校？他犹豫着，不知怎么回答我，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插嘴说，他想考哈佛。Harvard——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我由衷地觉得他了不起。但他似乎又觉得把哈佛作为志愿校有些“狂傲”，想改口。我说，有理想是好事，只要好好念书，上哈佛不是大问题。见他不说话，我意识到，大概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来说，金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又补上一句，钱不是问题，美国是请人去念大学，只要你努力读书，学校每年会给你两万美元作生活费的。我又问他，你知道两万美元是多少吗？他摇摇头，我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很简单的算式“2×7=?”。14万人民币，我说。这对他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吧。“这么多”，说话时他带着些兴奋。

我又说了几句鼓励他好好学习的话，并答应找个时间带他参观华师大。对他而言，要一直秉持自己的理想比我、比我们这个群体中的任何人都要难上许多。我不忍心让他的梦想最终被现实磨得干干净净……带他来看看大学校园，或许能帮助他坚持自我吧……

又想起昨天和人“打笔仗”的事。我说，在我的观念中，“公平的世界”历来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正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我们才要努力努力更努力。不努力就没有办法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功。“必须努力”既是勉励他人的话，也是自我勉励的话。

扯远了，像中学生作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