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丧失非竞争性的地位之前，不能轻忽这种治国之道的半宗教性质。——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历来提倡“大历史”观，在《黄河青山》中，“大历史”被表述为历史的长河是一个整体，长河中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和整体有着密切的联系，故黄先生反对从历史中截取片段孤立研究。所以，当西方权威学者要求他按照西式剖析法研究中国史，他的内心有所波动，人在屋檐下，有着不得不低头的无奈。

在这本《黄河青山》中，“大历史”观始终贯穿其中，黄仁宇先生不仅仅从他的学术经验来介绍“大历史”，更是以他的生活经历来演绎“大历史”。最为凸显的部分，便是黄仁宇先生对于国共之争发展走向的阐释，即便是为蒋中正和他的国民党辩护时，黄仁宇依然从中国整条历史线的角度提出他的观点。他提到：

“当政治体成为天下独大的整体，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就会成为美学和神学的问题，不再是经济或社会问题。因此，只要经过共识同意成为真的内容，就等于真实，没有必要引进客观标准。……牵涉仪式、神话，诉诸意志力，依据古典范而立誓，铭记在心的国家崇拜信念、迷信和合理化机制等一连串教训和惯例，全保留在帝制中国的传统中，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他看来，辛亥革命没有一蹴而就地革了帝制中国的命，或者说，帝制中国的流毒已经积重难返。若非脓破，无复立国。要揭破脓包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将年老色衰的神学意义上的帝国管理方法转变为现代国家的数字化管理方法。

帝制中国被普遍定义为“阶级社会”，整个社会具有完善的、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帝王端坐在阶梯的顶端，君临天下；他是天子，受命于天，理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接受众人的跪拜。但是，中国的君主制不同于东亚另一个历史悠久的君主制国家日本。日本天皇君权神授的依据在于，其是日本神话中的太阳神天照大神之后裔；而中国皇帝与创世神话之间缺乏联系，所以，君王必须凭借过人的“德性”以至名正言顺地接受上天的指派。

从夏、商、周三代之史开始，“至德”之人掌管天下的正当性被逐渐建构起来。商汤灭夏、文王伐纣，皆是以“仁德”得天下的史实。于是，《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至德以称帝者的地位自此得以名实相副。帝王个人亦因其“道德权威”成为众人膜拜的偶像。

这个偶像一旦树立起来，就难以推倒。不到万不得已，作为道德权威的帝王不能遭到任何质疑和反对。屈原作《离骚》以泄对怀王之“怨情”，但值得注意的是，全诗的矛头并没有指向怀王个人，而是指向了怀王身边的奸佞小人，其内在的逻辑就是：小人可鄙，蒙蔽大王明眸；大王英明，难得一时糊涂。屈原的悲剧在于，这个国家可以“仰仗”的终究只有一个人，而那个人不是屈原——是楚怀王。

奠定“宇宙王制”的基调后，国家开始围绕帝王展开构建。帝制中国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君王个人的角色不单单是政治领袖，更是这个国家的“宗教领袖”。他座下服拜的既是国民又是教民，认同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的是国民，认同帝王个人绝对权威的是教民。然而，“宗教”的血液已经流入了文化的心脏，谁是国民，谁是教民，分不清了。

在终极教义——“礼教”的策动下，帝制中国的车轮缓缓滚动前行。不可否认，在国家繁荣昌盛时，以“礼教”治天下可以教人成德，助众生戒除人性幽暗面。但若国家陷入腐败堕落的时期，“礼教”就变成了吃人的工具。即便生计难以保障，人民也万万不可对君王提出要求，抑或是非议国政。若是动了此念，便是践越，不合仪礼。这时的“礼教”无非是强迫人人完成“大我”，时时刻刻惦念“知足常乐”的训诫，用伪装“改善”生活。直到近代，才被英国这老顽童揭穿了皇帝新衣的骗局。

进入了近代的帝制中国，其“半宗教性质”带来的弊端逐渐暴露。对于半宗教国家而言，国家的组织只围绕教宗一人铺展，缺乏有效的规划和整治。权利中心的帝王能够轻易看见他周身里三层外三层的“教众”，但是他永远不会知道，这里外三层究竟围了多少人。

照黄仁宇先生的看法，蒋这“一介顽石”在接受帝制中国的遗产和大笔美援之时，也许已经看穿了“袁大头”和“华盛顿”的区别：袁世凯做着他的帝国春秋梦，而华盛顿却用印着他肖像的一元美钞打造了世界上最为富强民主的国家；一个要延续无组织的、虚夸的空中楼阁，另一个则用精确的数字规整了国家，甚至把每个州都弄成了四四方方。

但这却没有用。即使蒋中正走下神坛指挥朝圣者有序朝拜，其结果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层层叠叠的人群，早已失去了自己的序列，匡正的难度可想而知。在此情况下，重新组织断然好过没完没了的整治。另一个东方伟人毛泽东似乎预见到了这一点，于是乎抄起他的斧头和镰刀，两眼一抹黑索性拆了神坛。神坛一倒，扫了教民们的兴，他们也就作鸟兽散了。

我这举的是人头帐，但黄先生说的是土地帐。土地革命是真革命，彻底革了帝制中国的命。因为土地的重新划归，使得每一寸土都有了它的名分，在中国的大记账本上它们成为了一个个可供有效管理的数字。而数字化管理是黄仁宇先生一直强调的现代国家的基石。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推动“土改”是中国步入数字化管理的奠基石，是一切 “技术化”治国方式得以施展的前提。如今的事实亦证明了这一历史事件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拐点。但是，黄仁宇先生亦在《黄河青山》中对于在“土改”中被迫害至死的生命流露出了无限的惋惜。或许，他直到逝世之时都不会原谅“土改”所带来的血腥和残忍，以及内战战场上林彪那灭绝人性的“人海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