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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丧失非竞争性的地位之前，不能轻忽这种治国之道的半宗教性质。——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历来提倡“大历史”观，在《黄河青山》中，“大历史”被表述为历史的长河是一个整体，长河中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和整体有着密切的联系，故黄先生反对从历史中截取片段孤立研究。所以，当西方权威学者要求他按照西式剖析法研究中国史，他的内心有所波动，人在屋檐下，有着不得不低头的无奈。
在这本《黄河青山》中，“大历史”观始终贯穿其中，黄仁宇先生不仅仅从他的学术经验来介绍“大历史”，更是以他的生活经历来演绎“大历史”。最为凸显的部分，便是黄仁宇先生对于国共之争发展走向的阐释，即便是为蒋中正和他的国民党辩护时，黄仁宇依然从中国整条历史线的角度提出他的观点。他提到：
“当政治体成为天下独大的整体，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就会成为美学和神学的问题，不再是经济或社会问题。因此，只要经过共识同意成为真的内容，就等于真实，没有必要引进客观标准。……牵涉仪式、神话，诉诸意志力，依据古典范而立誓，铭记在心的国家崇拜信念、迷信和合理化机制等一连串教训和惯例，全保留在帝制中国的传统中，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他看来，辛亥革命没有一蹴而就地革了帝制中国的命，或者说，帝制中国的流毒已经积重难返。若非脓破，无复立国。要揭破脓包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将年老色衰的神学意义上的帝国管理方法转变为现代国家的数字化管理方法。

想读雨果的《九三年》是缘于两年前阅读了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在书中，林达夫妇以《九三年》提到的战斗场景和法国大革命主要事件为线索，为读者展示了现实巴黎的“大革命”遗迹和“恐怖”九三年的法国景象，由此还原了相对真实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这五个字，原先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光辉无比的名字。它和代表“自由平等博爱”的红白蓝三色旗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启蒙”的试验田，成为人民反抗暴政、追求民主权利的路标。或许是我当初的思想远不够成熟，加上一些或可称为“史书”的读本误导，光见到了“法国大革命”最为鲜亮的一面，并曾为之热血沸腾。而当我读到法国大革命昏暗混沌的那一页，我才真正开始理解了“启蒙”二字的涵义。
“启蒙”的进步性，并非下层民众反抗封建皇（王）权或者教会神权的“造反”意识和行动。如果回望历史，有哪几次革命不是下层民众狠狠砸碎了上层统治阶级的“饭碗”呢？而“启蒙”真正的光辉在于运用“理性主义”思维重新挖掘了“人”本身的光辉——与生俱来的“自由”与“平等”。
诚然，是法国大革命率先打破了君主专制政体，且意图建立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解放受贵族统治阶级奴役的劳苦民众。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共和国的成长历程始终带有浓烈的血腥气。雅各宾派的执政时期更是在后世被冠以“恐怖时代”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