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丧失非竞争性的地位之前，不能轻忽这种治国之道的半宗教性质。——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历来提倡“大历史”观，在《黄河青山》中，“大历史”被表述为历史的长河是一个整体，长河中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和整体有着密切的联系，故黄先生反对从历史中截取片段孤立研究。所以，当西方权威学者要求他按照西式剖析法研究中国史，他的内心有所波动，人在屋檐下，有着不得不低头的无奈。

在这本《黄河青山》中，“大历史”观始终贯穿其中，黄仁宇先生不仅仅从他的学术经验来介绍“大历史”，更是以他的生活经历来演绎“大历史”。最为凸显的部分，便是黄仁宇先生对于国共之争发展走向的阐释，即便是为蒋中正和他的国民党辩护时，黄仁宇依然从中国整条历史线的角度提出他的观点。他提到：

“当政治体成为天下独大的整体，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就会成为美学和神学的问题，不再是经济或社会问题。因此，只要经过共识同意成为真的内容，就等于真实，没有必要引进客观标准。……牵涉仪式、神话，诉诸意志力，依据古典范而立誓，铭记在心的国家崇拜信念、迷信和合理化机制等一连串教训和惯例，全保留在帝制中国的传统中，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他看来，辛亥革命没有一蹴而就地革了帝制中国的命，或者说，帝制中国的流毒已经积重难返。若非脓破，无复立国。要揭破脓包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将年老色衰的神学意义上的帝国管理方法转变为现代国家的数字化管理方法。

帝制中国被普遍定义为“阶级社会”，整个社会具有完善的、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帝王端坐在阶梯的顶端，君临天下；他是天子，受命于天，理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接受众人的跪拜。但是，中国的君主制不同于东亚另一个历史悠久的君主制国家日本。日本天皇君权神授的依据在于，其是日本神话中的太阳神天照大神之后裔；而中国皇帝与创世神话之间缺乏联系，所以，君王必须凭借过人的“德性”以至名正言顺地接受上天的指派。

从夏、商、周三代之史开始，“至德”之人掌管天下的正当性被逐渐建构起来。商汤灭夏、文王伐纣，皆是以“仁德”得天下的史实。于是，《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至德以称帝者的地位自此得以名实相副。帝王个人亦因其“道德权威”成为众人膜拜的偶像。

这个偶像一旦树立起来，就难以推倒。不到万不得已，作为道德权威的帝王不能遭到任何质疑和反对。屈原作《离骚》以泄对怀王之“怨情”，但值得注意的是，全诗的矛头并没有指向怀王个人，而是指向了怀王身边的奸佞小人，其内在的逻辑就是：小人可鄙，蒙蔽大王明眸；大王英明，难得一时糊涂。屈原的悲剧在于，这个国家可以“仰仗”的终究只有一个人，而那个人不是屈原——是楚怀王。

奠定“宇宙王制”的基调后，国家开始围绕帝王展开构建。帝制中国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君王个人的角色不单单是政治领袖，更是这个国家的“宗教领袖”。他座下服拜的既是国民又是教民，认同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的是国民，认同帝王个人绝对权威的是教民。然而，“宗教”的血液已经流入了文化的心脏，谁是国民，谁是教民，分不清了。

在终极教义——“礼教”的策动下，帝制中国的车轮缓缓滚动前行。不可否认，在国家繁荣昌盛时，以“礼教”治天下可以教人成德，助众生戒除人性幽暗面。但若国家陷入腐败堕落的时期，“礼教”就变成了吃人的工具。即便生计难以保障，人民也万万不可对君王提出要求，抑或是非议国政。若是动了此念，便是践越，不合仪礼。这时的“礼教”无非是强迫人人完成“大我”，时时刻刻惦念“知足常乐”的训诫，用伪装“改善”生活。直到近代，才被英国这老顽童揭穿了皇帝新衣的骗局。

进入了近代的帝制中国，其“半宗教性质”带来的弊端逐渐暴露。对于半宗教国家而言，国家的组织只围绕教宗一人铺展，缺乏有效的规划和整治。权利中心的帝王能够轻易看见他周身里三层外三层的“教众”，但是他永远不会知道，这里外三层究竟围了多少人。

照黄仁宇先生的看法，蒋这“一介顽石”在接受帝制中国的遗产和大笔美援之时，也许已经看穿了“袁大头”和“华盛顿”的区别：袁世凯做着他的帝国春秋梦，而华盛顿却用印着他肖像的一元美钞打造了世界上最为富强民主的国家；一个要延续无组织的、虚夸的空中楼阁，另一个则用精确的数字规整了国家，甚至把每个州都弄成了四四方方。

但这却没有用。即使蒋中正走下神坛指挥朝圣者有序朝拜，其结果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层层叠叠的人群，早已失去了自己的序列，匡正的难度可想而知。在此情况下，重新组织断然好过没完没了的整治。另一个东方伟人毛泽东似乎预见到了这一点，于是乎抄起他的斧头和镰刀，两眼一抹黑索性拆了神坛。神坛一倒，扫了教民们的兴，他们也就作鸟兽散了。

我这举的是人头帐，但黄先生说的是土地帐。土地革命是真革命，彻底革了帝制中国的命。因为土地的重新划归，使得每一寸土都有了它的名分，在中国的大记账本上它们成为了一个个可供有效管理的数字。而数字化管理是黄仁宇先生一直强调的现代国家的基石。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推动“土改”是中国步入数字化管理的奠基石，是一切 “技术化”治国方式得以施展的前提。如今的事实亦证明了这一历史事件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拐点。但是，黄仁宇先生亦在《黄河青山》中对于在“土改”中被迫害至死的生命流露出了无限的惋惜。或许，他直到逝世之时都不会原谅“土改”所带来的血腥和残忍，以及内战战场上林彪那灭绝人性的“人海战术”。

雨果：《九三年》

想读雨果的《九三年》是缘于两年前阅读了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在书中，林达夫妇以《九三年》提到的战斗场景和法国大革命主要事件为线索，为读者展示了现实巴黎的“大革命”遗迹和“恐怖”九三年的法国景象，由此还原了相对真实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这五个字，原先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光辉无比的名字。它和代表“自由平等博爱”的红白蓝三色旗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启蒙”的试验田，成为人民反抗暴政、追求民主权利的路标。或许是我当初的思想远不够成熟，加上一些或可称为“史书”的读本误导，光见到了“法国大革命”最为鲜亮的一面，并曾为之热血沸腾。而当我读到法国大革命昏暗混沌的那一页，我才真正开始理解了“启蒙”二字的涵义。

“启蒙”的进步性，并非下层民众反抗封建皇（王）权或者教会神权的“造反”意识和行动。如果回望历史，有哪几次革命不是下层民众狠狠砸碎了上层统治阶级的“饭碗”呢？而“启蒙”真正的光辉在于运用“理性主义”思维重新挖掘了“人”本身的光辉——与生俱来的“自由”与“平等”。

诚然，是法国大革命率先打破了君主专制政体，且意图建立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解放受贵族统治阶级奴役的劳苦民众。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共和国的成长历程始终带有浓烈的血腥气。雅各宾派的执政时期更是在后世被冠以“恐怖时代”的名号。

根据史书记载，在恐怖的1791至1794年间，协和广场上有多达六万颗头颅夹带着奔涌而出的鲜血滚入箩筐。这些头颅的主人，一部分属于“叛乱分子”，还有一部分则是投机商人和平民阶层。这颇具讽刺意味，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刚被攻破不久，雅各宾们又迫不及待地树立起属于他们残酷统治的象征——断头台。然而，断头台下的亡魂仅仅是杀戮的冰山一角。在内战的战场上，我们并不知晓还有多少人因“叛乱”或相关罪名而命丧黄泉。
《九三年》中有一幕令我印象深刻的场景，保王党叛军在埃布昂帕田庄残忍枪绝了半营共和军人，并放火焚烧了整个田庄。当王爷的信使泰尔马克经过田庄之时，共和党人的血水已化作了一汪水塘，直映着冲天的火光。这是惨绝人寰的屠杀，为人性所不能接受。

是的，保王党人有罪，他们的双手沾满了血污。可是，共和军的双手又何尝干净呢？雨果在此情节之前，意味深长地安排了这样一段叙述：

“这是一次战斗吗？还是一次军事惩罚？蓝军按照革命的法令，经常用纵火焚烧的方法来惩罚那些不听命令的农舍和村庄。比如，哪个田庄和哪个村落不按法令的规定把树木砍倒，不为共和军的骑兵队在丛林里开辟道路，他们就放火烧掉这个田庄和这个村落。埃尔内附近的布尔贡教区新近就是这样被烧掉的。”
在那个恐怖的年代，进步的一方和封建的一方在对待无辜平民的方式上，竟然出奇得一致，同样残酷，同样血腥。或许，对于那些像农妇弗莱莎尔一样没有丝毫发言权的“公民”而言，大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新的暴政集团代替了旧有的暴政集团。他们未曾见到大革命的进步性，甚至，他们随时随地可能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从而变成时局的牺牲品。

当大革命演变成一种嗜血的狂热，演化为专政甚至暴政，当平叛内乱要用上无辜百姓的鲜血祭旗，当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相互挤兑，又先后枕上“黑寡妇”的臂膀，当初那一切美好的共和前景瞬间化作泡影，徒留满地的血污和杀气满布的眼神。

这是任何保持理性的人都不乐意看见的结局，可它毕竟是来了。它的出现，让人无言以对，更无法撼动。研究大革命史长达十年的雨果深知这一点，在《九三年》临近尾声时，他安排郭万说了这样一段话：

“因为这是一场风暴。风暴的目标永远是明确的。一棵橡树被雷击倒，许多森林却得到净化！文明染上了瘟疫，这场大风为它消除瘟疫。也许大风没有充分地选择。可是它难道有别的方法吗？它负担了如此艰巨的清扫使命！在可怕的疫气面前，我理解风为什么刮得那么猛！”

读者可以从这段话中体会到雨果对于大革命的明确态度：封建制度相对于时代已然腐朽堕落，成为文明社会发展前行的重要障碍。而“大革命”则顺应了历史进程的要求，革除了“文明的瘟疫”，为人们展示了美好的共和图景，其性质无疑是进步的。虽然，在整个过程中，有社会动荡，有过多的流血事件，但如此的时局是由特殊历史情境造就的，难以彻底避免，这并不妨碍对“大革命”历史功绩的评定。然而，我们也该注意到，雨果在拥护共和的同时，也在小说中，尤其是结尾处，反复提醒世人——我们必须反思。反思“启蒙”，反思人的尊严。

朗德纳克从郭万城堡逃脱之际，因为弗莱莎尔的一声惨厉的呼救而放弃了逃生的机会。他奋不顾身地钻入火场，并放下成见，与共和军合作救出了她的三个孩子。小说本可在此之前就戛然而止，但雨果并没有就此终结小说，作者还有话说。是这一情节的发生将小说推向了真正的高潮——不同于之前外部军事力量的惨烈斗争，这一次是人物内心的激烈斗争。

郭万目睹了爵爷的援救行为，共和国的“决不宽大”和人道主义的“宽容”在他心中扭抱厮打。他不知所措。他的思绪从朗德纳克个人的生死问题，一直延伸到大革命的血腥杀戮。最终，郭万理清了头绪，他的内心深处传来这样的声音：“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这也朗德纳克营救孩子的真实写照，他的身上出现了超越阶级、超越军事对峙的人道精神，这是对于人的生存权利的尊重。

我想，雨果试图将他个人对于大革命的思索成果传达给我们：启蒙的理性在于对“人”的思考，对“人”的生存和生活权利的思考。《人权宣言》宣布“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正基于此种理性。这种理性决不同于讲求冷血执行的所谓“理性”。战场上的短兵相接、白刃格斗，战场外对于“叛逆”的个人和村落的无情屠戮，此类举动剥夺了人的生存权，灭绝了人道，背离了“启蒙”所倡导的理性；它是革命悄悄变质后的产物。此时若还拿着革命的所谓“真理”当作惨无人道的杀戮通行证，这不是理性，更不可能是真理，这无非是一小群人的意淫而已。

《九三年》所要传达的或许是这样一重意思：当政局的需求凌驾于人权之上，并威胁到“人”的时候，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就开始崩塌，而卢梭“天赋人权”的启蒙光环也可能随之褪去色泽。往者不可谏，大革命中的一些悲剧已是既定事实，后人无从改变；来者犹可追，唯有反思才是避免重蹈覆辙的最好手段。